9月末教育部公布首批“双一流”高校名单后，相应的财政安排并未向社会公开，但地方政府的举动已引发瞩目。
“双一流”名单公布不久，广东省财政厅即对《关于安排2017年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资金的分配方案》进行公示。今年广东将安排6亿元专项资金，支持五所入选高校建设“双一流”大学。其中，4亿元支持中山大学、1.7亿元支持华南理工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，在支持暨南大学、华南师范大学、广州中医药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学科时，每所大学将获得1000万元。
“双一流”始于国务院2015年发布的《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》，意在以财政资金撬动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别化发展。与过去的“985”“211”工程的终身制不同，“双一流”的评定周期为五年，以促进优胜劣汰。
首份名单包括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、95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以及465个建设学科。其中，一流大学的名单以过去的“985”高校为主，符合各方预期，但一流学科的评定则引发争议。按照教育部的说法，这份名单是“由专家委员会论证确定采用的第三方评价结果”。
“双一流”名单公布月余，具体的评定规则未完全公开，相关的财政政策、未来的动态调整制度等也尚未公布。作为一项新的国家重点工程，“双一流”对高校和学科发展的影响将逐渐浮现。
遴选标准猜想
首份“双一流”高校及学科名单公布，引来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们的议论，他们为自己的学科未出现在名单上感到意外。
这种意外不难理解，复旦大学本是教育部直属的“985”高校，它的新闻学院在学术界和大众认知中分量颇重。该学院一名不愿具名的教授直言，不清楚这次遴选的具体规则，此前一直以为本学科评上“双一流”没问题。
教师们只能从结果上推测落选的缘由：在教育部学位中心2009年第三轮的学科评估中，复旦新闻传播学居于第三。排在它之前有两家，一家是中国人民大学，另一家是中国传媒大学。
“双一流”的遴选机制至今未完全公开，但多位高教界人士表示，评选标准有迹可循。
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周光礼表示，由于教育具有累积效应，这次名单虽有洗牌，但大体上延续前一个阶段的建设成果，以往的“985”“211”高校绝大多数进入“双一流”，只不过地位有所变化。
进入名单的42所一流大学分为A类36所、B类6所。原39所“985”高校全部进入一流大学。而在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中，原“211”高校全部入选，另新增25所非“985”“211”院校。专家认为，这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身份固化。
三部委有关负责人就“双一流”名单答记者问时表示，依托专家委员会，以学科为基础，确定遴选认定标准，产生拟建设高校名单及拟建设学科。
周光礼透露，专家委员会包括相关部委领导、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、大学教授等，“资历都比较深”。
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张端鸿分析，三部委虽然表示“双一流”评选采用第三方评价机制，但却未透露这一机制如何运作。不过，其中提到会参考国内外指标，看重第三方评价的权威性、影响力以及高校认可度，可以据此通过最终结果倒推出大致的遴选标准。
多名高教界人士表示，此次“双一流”的遴选标准基本可被推断为“三条线”——是否在教育部学位中心第三轮学科评估中位列全国前两名，是否在ESI学科排名中进入全球前1‰、是否在QS学科排名中进入全球前50名。
教育部直属的学位中心自2002年起对一级学科进行排名，2012年进行至第三轮。这一排名成为地方政府以及高校在安排资金投入时普遍参考的指标。
国际评价体系主要指英国的QS大学排名和学科排名、汤森路透集团发布的ESI学科领域排名，它们主要参考科技文献在国际期刊发表情况、国际的同行评价、国际的学术声誉调查、国际的雇主调查情况。
“从国家的角度看，建设‘双一流’学科是在寻找学科发展的最大可能性，尽可能避免错失一流学科。”张端鸿说，“双一流”在各类排行之外也寻找了其他依据来发现遗珠，比如复旦大学物理学科虽然规模小、全国排名第五，但该学科教授课题组完成的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，因而也入选“双一流”学科。
复旦大学共17个学科入选一流学科，其中“航空航天”一度引发争议。产生争议的原因是中国的学科设置与国际存在差别，复旦大学入选的是“机械及航空航天和制造工程”，该学科是QS排行划分的一个学科类别，覆盖机械、航空航天、制造等多个领域。但教育部却没有完全对应的学科，与其相近的的即为“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”，两者内涵不同。
“国际上更看重学术成果发表在什么学科领域的出版物和杂志上。”上海交通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杨颉称，如果国内某一学科交叉性比较强，成果则会发表在不同的学术刊物上。所以，该学科的国际、国内排名会有所不同。最后名单上出现“与我们心里预期不吻合”的现象，“简单说，游戏规则不一样，导致了认知的偏差。”
为何设立B类一流大学？
与第一轮投票结束后的99所高校、421个学科相比，“双一流”名单增加了38所高校以及44个学科，每个省份都至少有一所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。
周光礼认为，这背后含有两种价值取向的博弈。第一种价值观是追求卓越。第二种价值观是国家利益或者公平。
三部委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时也提及，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，重点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，并有利于加快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。”
此次设立B类一流高校可体现出第二种价值取向。新疆大学、云南大学、郑州大学以及原三所“985”高校进入一流大学B类高校。主管部委在解释为何分类为时表示，B类高校要“正视差距、奋起直追”。而在周光礼看来，“B类大学类似于股市中的‘ST区’，给大学一个努力的时间窗口，不行的话再淘汰。”
划分A、B类肯定会对高校起到激励作用，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副所长魏建国认为，“毕竟三所过去的‘985’高校现在进入B类，肯定希望通过发展进入A类中。”
新疆大学在西部以及“一带一路”地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云南大学同理，可以促进西南地区发展。
另一所进入B类的高校郑州大学情况有所不同。2000年7月，原郑州大学、郑州工业大学、河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成新郑州大学，近几年进步颇快。河南省作为人口大省，没有一所“985”高校。“河南人大代表多次在两会提及，此次入选可以回应民意，并且对中部发展做出贡献。”周光礼说。
动态调整经费
“双一流”名单公布至今，相应的财政政策未向社会公开。魏建国分析，“双一流”经费整体格局应该会和“985”“211”等高教重点项目大体相当。也有专家表示，总体规模与“985”三期相比或有适度增幅。
上海一所“双一流”大学发展规划处人士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本次“双一流”的经费直接给到高校，高校掌握了较大的自主权。“中央没有规定给每个一流学科多少钱，但会给学校一笔总体经费和一个建议建设学科名单，经费在年初已经给到学校。”
有别于过去，本次“双一流”建设不再由学校或者教育部来设置学科发展的目标，可以理解为由学校来设置目标，把发展的权力下放到院系。
在“985”建设时期，经费同样划拨至高校，但用于重点项目建设，且资金只能用于这一个项目，现在经费由学校统筹，可以灵活选择重点建设学科、引进人才等。
杨颉介绍，上海交大部分学科入选了上海2014年制定的“高等学校高峰学科和高原学科建设计划”，其中的学科入选一流学科后，会得到地方和中央的双重资金支持。学院出于内部平衡的考虑，将采取动态调整机制，某些学科在起步阶段会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，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会进行调控。
“双一流”建设着重强调绩效考核，要求“有进有出、动态调整”。绩效考核就是为后续的动态调整做铺垫。如果在这一周期内，高校发展速度滞后于其他高校，那么下一个五年可能被降低或者减少财政投入。
所谓绩效分为两部分，教育部遴选一流学科是最基本的标准；另一方面，各高校在递交建设方案时，已经做出绩效承诺，如在学术创新、成果转化、文化传播作出怎样的承诺、达到怎样的高度和目标。
对于各高校而言，一些非常领先的学科，未来发展的着力点可能是建设相关学科，以更好提供支持。
杨颉透露，上海交大将不完全按照单学科的建设方式发展，而以学科群的方式建设。根据行业科技发展、社会需求凝练若干学科群，强调学科之间的协同发展。他也承认，学科群的建设可能会涉及到学校内部的调整，产生新的学院、研究平台。
避免论文指标过大
“双一流”的名额有进有出，鼓励竞争，改变过往“985”“211”的固化局面，这点为学界所称道。除了高校和学科对自身设置的绩效考核项目，政策层面届时会设置怎样的评定规则，势将左右高校和学科的发展方向。
在现有的高校评估体系中，教育部学位中心的学科评估对重点建设资金配置的影响最大，在国外的榜单中，QS和ESI排名也有着重要影响。这些均是遴选“双一流”学科过程中的参考依据。
对学校和学科的评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，如何利用既有的评价体系，同时开发新的体系值得关注。
首先，各类榜单和排名考察的往往是学科建设中可以量化参考的因素，最直接的就是论文发表数和被引率，这可能使得一些高校为“冲刺”排名，而忽略了均衡发展。
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近期撰文称，“双一流”建设中出现了论文指标独大的现象，许多高校更重视能拿到论文的学科的建设，收缩其他学科的同时，纷纷扩展生物、化学、医学类学科建设。
西安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陆根书也表示，高校的功能包含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、文化传承创新，排名的依据大部分与科研成果相关，高校功能的其他三项没有统一、可比的指标，未得到考察。
陆根书称，学位中心的学科评估近年添加了一些人才培养的指标，如由每个学科上报若干优秀毕业生的突出表现，但典型代表显然不能反映整体情况。
其次，“双一流”所指向的是世界一流，但在使用国外评价体系来考察国内高校、嫁接国内外不同的评价体系时，很容易“水土不服”、融合失当。一个简单的例子是，国外榜单所使用的学科分类和中国政府拟定的学科目录并不一致。再有，文科类学科的数量在ESI中占比很小，因此其入选“双一流”的机会也相应减少。
比如，从细目上看，QS排名将现代语言学、语言学视作两门学科，但中国将两者都归于中国语言文学一门学科中。这种差异使得一些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获得了两个“双一流”学科头衔。比如，北京大学入学一流学科的商业与管理、社会政策与管理，其实分别指的就是国内的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，国内和国外的学科逻辑叠加，造成了重复建设，也使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一流学科看起来数量众多。
华南理工大学没开设农学专业，但农学却被列为该校一流学科，这一“乌龙”也是中外学科内涵不同所致。按照ESI的学科分类，农学主要指的是食品学，这恰恰是华南理工大学的强势学科。
此外，一些人文社科学科的研究方向具有中国特色，多在中文世界发声，这则使得它们在国际排名上天然滞后，新闻传播学就是一例。
因而，张端鸿建议，在完善评价体系时，可以把国际交往、教师参与到各种国际学术组织中的情况、大学内开设国际化项目的情况纳入考虑当中。
事实上，任何评价体系必然具有短板，国际排名也不例外。比如，QS采取问卷调查形式，其公开透明受到认可，但也经常被诟病为商业性过强，组织排名的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是英国一家负责教育及升学就业的组织，直接从高校方面获利，并不能称得上是完全意义上的独立第三方。
“人们仍把QS当作第三方来看待，是因为当前还没有很丰富的选择。”张端鸿说。在国内，作为第三方来对国际大学、学科做出评价的，仅有上海软科从2003年起每年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(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)。在评估国内的大学、学科的主体中，除了教育部学位中心外寥寥无几。
在张端鸿看来，应当鼓励发展更多民间的第三方评价机构，并设计相应的管理和退出机制。
转载自：青塔网